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｜李培南：从长征到抗大，再到淄博的革命足迹

编者按：今年是中国人民(rénmín)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。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，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联合淄博市(zībóshì)档案馆(dàngànguǎn)特别策划推出“淄博档案里的抗战记忆”专栏，以历史档案为经纬，重织(zhòngzhī)鲁中大地永不褪色的红色记忆。

每件档案都是永不磨灭的精神坐标，每次(měicì)解读都是对抗战精神的时代叩问。本专栏(zhuānlán)将依托馆藏及最新征集的珍贵抗战档案，系统梳理文献、实物、图片、音像等多样化原始史料(shǐliào)，深入挖掘抗日战争(kàngrìzhànzhēng)期间发生的感人故事、英雄事迹以及普通民众的抗争经历。

即日起，让我们(wǒmen)共同走进这座用(yòng)档案构筑的历史长廊，在发黄的纸页间触摸民族脊梁的温度，汲取前行的力量。

李培南：从长征到抗大，再(zài)到淄博的革命足迹

档案人物：李培南，1905年6月出生于江苏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。1927年，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(jiǔjīngkǎoyàn)的(de)老党员、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、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(lǎohóngjūn)、党和(hé)军队优秀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领导干部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家(jiàoyùjiā)，原上海市第七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(rénmíndàibiǎodàhuìchángwùwěiyuánhuì)副主任，1993年在上海逝世，享年88岁。

档案内容：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、1944年4月出版的党刊《斗争(dòuzhēng)生活(shēnghuó)》、1945年2月《关于三个月来的时事学习与干部领导(lǐngdǎo)的基本总结(zǒngjié)》手稿以及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。

密密麻麻的小楷，泛黄的纸张……今年4月底，李培南之女(nǚ)李小苏(xiǎosū)捐赠了大量其父在(zài)山东时期，特别是在淄博(zībó)和鲁中地区工作期间留下的文件和手稿。这些档案以手稿、打印文件及期刊杂志的形式保存下来，每一份都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直接(zhíjiē)记录，为研究者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见证。

穿越山川河流的(de)长征记忆

1934年，中央红军踏上(tàshàng)了举世闻名的(de)长征之路。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李培南毫不犹豫地踏上了这条充满未知和危险的道路。其回忆录《铁流(tiěliú)二万五千里》不仅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，更以亲历者的视角，展现了红军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(dòuzhēng)的真实面貌。书中不仅有(yǒu)战事、行军和政治工作的详细记载，还有他亲身经历的地理环境(dìlǐhuánjìng)、民族风情和风土人情，成为研究长征历史的重要档案资料(dàngànzīliào)。

李培南同志像

“自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(zhōng)红军进入贵州以来，三个多月的(de)时间里，都是(shì)(shì)在黔北和川黔边区活动。除了行军作战外，最令我难忘的是贵州俗谚所说的‘天无三日晴，地无三里平，人无三分银’。”李培南回忆录中的这些文字，不仅是对贵州自然条件的真实描绘(miáohuì)，也从侧面反映出红军在艰难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顽强意志。

在进入藏区阿坝地区时，李培南记录下了红军首次(shǒucì)穿越草地(cǎodì)的(de)艰苦历程：“草地是个什么(shénme)样子？当时谁也说不清。现在要过单地，也只是听当地藏民的一些口述。说什么到处是水草，走几天一路也见不到人烟，而且天气多变，一天之内，时而晴天，时而骤雨，时而冰雹满地。”不仅如此，他清楚记得：“我军(wǒjūn)还是很(hěn)注意当地的风俗，很注意遵守(zūnshǒu)群众纪律，吃了群众的粮，烧了群众的柴草，都要留下条子和现款，要给藏民以良好的影响。”

抗大山东六年历经百余(bǎiyú)战役淬炼

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(fēnxiào)，简称抗大一分校，于1938年12月在陕北延长县成立。1939年11月初，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决定将抗大一分校东迁至(qiānzhì)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，并任命周纯全为(wèi)(wèi)校长，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，李培南为政委兼政治部主任。

1940年夏在抗大一分校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手稿

据(jù)李培南回忆录记载，朱德总司令在武乡王家峪接见周纯全、韦国清及自己时，深刻阐述了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(shāndōng)的(de)重要意义与目标：“一方面，山东地大物博，人多枪多，自古有齐鲁多英雄豪杰的佳话，历来是(shì)(shì)兵家必争的古战场，也是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必争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。另一方面(lìngyìfāngmiàn)是山东党的基础好，抗战爆发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地方武装力量发展很快(hěnkuài)，因此带来的最大困难是缺乏干部，缺乏子弹，广大的新干部迫切需要进行训练和提高。”

在敌后办学的(de)(de)7年间，抗大一分校累计培训了约20000名干部，其中70%是军队(jūnduì)的军事、政工干部；30%为各条战线的党务(dǎngwù)、政权、群运干部。特别是在山东的6年时间里，学校及其学员或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，参加(cānjiā)了大小战斗百次以上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，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。

烈火与热血(rèxuè)铸就的牺牲

以长征经历为主的回忆录《铁流二万五千里》

1941年冬，日伪军集中五万余兵力，历时50天，在纵横约140里的沂蒙山区展开大规模“扫荡(sǎodàng)”。抗大一分校自然(zìrán)成为敌人“扫荡”的重点区域。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，抗大一分校按照反“扫荡”部署，迅速分散(fēnsǎn)到蒙山地区活动(huódòng)。

当敌人突袭驻马牧池的山东纵队领导机关(jīguān)时，我军坚守在蒙山内线的三大队和蒙山支队率先与其遭遇。根据(gēnjù)上级指示，我们迅速将(jiāng)部队编成多个小队，边战边突，开展灵活机动的反“合围”作战(zuòzhàn)，多次成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。

这些英勇事迹，很多都被李培南在其回忆录中一一记录下来，成为(chéngwéi)珍贵的(de)历史档案。

“在突围过程中，我校三大队得知山东纵队黎玉政委负伤的消息后，立即派出(pàichū)区队长(duìzhǎng)王增才带领两个班前往营救。班长马兴林协助警卫人员，将黎政委背出危险地带一、二里(èrlǐ)，确保了其安全脱险。”

“在摩天岭一带活动的二大队一个连与敌遭遇，展开了激烈战斗。正副队长先后重伤(shāng)，政治指导员陈田心临危受命，继续指挥作战，身负多处(duōchù)伤仍坚持到最后(zuìhòu)，终因弹尽援绝壮烈牺牲。”

“年仅19岁的政治教员唐国琼（归国华侨）也(yě)(yě)在突围中不幸被俘。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，他被活活用火烧死。即便在熊熊烈火中，他也始终高呼(gāohū)：‘打倒日本(rìběn)法西斯！’‘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’直至献出年轻的生命。”

“此外，二大队政治委员刘惠东也在战斗间隙单枪匹马寻找(xúnzhǎo)校首长汇报情况，返回途中遭遇敌人包围。他在最后(zuìhòu)一刻选择用最后一颗子弹自(zì)戕殉国，用生命捍卫了革命者的尊严。”

这些英勇牺牲的(de)战友，是抗大精神的真实写照，他们的事迹(shìjì)不仅铭刻在历史(lìshǐ)中，更深深印在亲历者李培南的记忆里，成为抗战档案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。

1946年解放博山后，李培南政委与王建安司令和徐化鲁合影（从右到左）

1948年3月，淄博全境(quánjìng)解放。同年8月8日，中共淄博特委、淄博特区专员公署在博山四十亩地第三次成立，隶属(lìshǔ)鲁中南区党委(qūdǎngwěi)和行署领导，李培南任书记。1949年2月，李培南离开淄博。

《在博山各界庆祝济南解放大会上的(de)讲话》《周村概况》《李副政委在职工工作委员会议上的总结发言》《淄博(zībó)情况》……从李培南当时在淄博的这些手稿(shǒugǎo)，可以看出他以其丰富(fēngfù)的经验和卓越的能力，带领当地军民共同奋斗(gòngtóngfèndòu)的时光。这段经历不仅加深了李培南与淄博这片土地的深厚情谊，也见证了他在不同历史阶段(jiēduàn)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巨大贡献。

（大众新闻·鲁中晨报记者(jìzhě)马斌）